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1981-1989年，整个西方经济还处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英国经济居然出现了连续8年超过3%的增长，比战后所谓黄金时代的年均增长率还要高。随着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英国的失业人数开始明显减少，失业总人数由1982年的300万，减少到了1990年的167万，通话膨胀率则由1979年的25%，下降到了1988年的4.4%。这一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英国奇迹”。这是保守党在此期间接连赢得1983年、1987年和1992年的选举从而实现连续执政18年的本钱。

不过，保守党的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加剧了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据一项调查显示，在1979-1992年，英国人口的20%-30%最贫困的人没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10%最贫困的人无论是实际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变得更加贫困。20世纪70年代，只有6%的人收入在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然而到1990年，这种境遇的人已超过总人口的20%。由于贫困家庭多数为多子女家庭，这就导致了英国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对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撒切尔夫人确实创造了一个富裕的英国，但她同时又创造了一个贫困的英国。

布莱尔任务，固守“社会主义”这个传统目标，就是工党落后于时代的症结所在。

工党成立之初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章程，它的第一个章程是由费边社的领导人韦伯起草的，在1918年的工党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然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该章程第一条规定：“党的宗旨是在议会和英国境内组织并保持一个政治性的工人政党”，它的第四条即党的目标与价值中规定：工党“要使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享受到最公正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

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工党通过党章修正案，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为：“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党。它相信依靠共同努力的力量，能够达成比个人努力所能达成的更多的成就，从而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实现真正潜力的手段，为我们全体人民创造这样一个社会，权利、财富和机会掌握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中；我们享有的权利反映着我们应承担的责任，我们以团结、包容和尊重的精神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共产主义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1995年9月的一次由费边社组织的战后工党选举获胜50周年纪念大会上，布莱尔在演讲中公开号召：“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

这样，工党就不仅放弃了对公有制的承诺，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而且在事实上又放弃了阶级特色，不再专门为工人群体谋利益，而是要为全体人民谋利益。

1997年，工党提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竞选纲领，大获全胜，时隔18年后重返英国政坛。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重返政坛的保守党政府曾经几乎全盘接受了工党的社会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次，重新执政的工党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走的甚至比保守党还要远，例如减税。

那么，如何处理英国社会当时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呢？布莱尔实行所谓的“新政”，其核心思想是要把过去那种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的“消极福利”转变为努力工作的“积极福利”，或者叫作“工作福利”，把福利国家转变成“投资国家”。政府要转变职能，要为能够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只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障。

工党启动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计划。

一是帮助青年人就业的计划。该计划实际上是对18-24岁的青年人强制安排就业。这个年龄段的人逆反心理较强，一旦不能就业，不能融人社会，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英国社会当时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就与此密切相关。而18-24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个人技能和受教育水平通常达不到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由于保守党政府迷信市场的力量，对这一部分人的就业缺乏特殊政策，从而导致这一部分人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人口组。在保守党执政后期的1995年和1996年，英国这一年龄组的失业率超过了1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党政府规定：18-24岁的年轻人在领取失业金(工党政府将其称为求职津贴)6个月之后，必须到当地的就业中心登记并且参加当地就业中心组织的职业培训，否则就停发求职津贴。各地就业中心将为每一位求职者安排一名顾问，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特长制订具体的培训计划，其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就业。培训期间，求职者将继续享受求职津贴，享受时间为4个月。

如果4个月之内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求职者会有四个选择：第一是为期6个月的政府补贴就业，如果雇主愿意接受这样的年轻人，政府将为其提供每周60英镑的工资补贴，外加750英镑的岗位培训费。求职者可以从雇主那里领得工资，学到劳动技能。第二是对于那些缺少基本劳动技能的人，培训中心将会为其提供为期12个月的全日制系统培训。在此期间受训者可以继续享受求职津贴。第三是参加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志愿者工作，在此期间求职者可以领到高于求职津贴的工资和补助。第四是接受政府安排的环保工作。 在上述两个阶段结束后，如果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求职者将自动转入为期13周的重新培训。在重新培训期间，求职者还能享受求职津贴，但必须寻找工作，积极参加培训。不积极、不努力者将会受到减少乃至停发求职津贴的处罚。

与以往的职业培训不同，工党政府此次针对青年人的就业安排计划，动员了包括社区、地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志愿者协会以及中央政府等全方位的力量，并且强调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青年人提供实用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培训，从而大大提高了就业成功率。结果，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工党就兑现了1997年竟选时许下的诺言：25万年轻的失业者脱离了失业救济金领取者的队伍，走上了工作岗位。当然，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动态的，工党政府的这一政策也一直延续了下去。到2004年，这一计划已经成功地帮助40多万这一年龄段的人找到了非政府补贴的工作，领取6个月以上求职津贴的人已经从计划实施前的25万人减少到只有5万人。

如此巨大的计划显然需要有大笔资金投人，工党政府已经大幅度减少了税收，从哪里筹到这笔钱呢？工党政府想到了一个办法：开征暴利税。撒切尔夫人极力实施私有化期间，曾经以招募股份的形式把一大批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都抛售掉了。由于这些企业和公司股票的市值当时被严重低估，再加上这些企业和公司大都享有特殊的垄断地位，因此在私有化之后这些企业和公司大都获得了比市场平均值高出很多的超额利润。工党政府将其定义为“暴利”。为了把这一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重新收回，工党政府决定对这一部分企业和公司开征“暴利税”，并把这部分收入全部用到了青年人就业培训上。而当大批大批的青年人能够顺利地进人劳动力市场，能够成功地找到工作从而不仅不需要政府救济，反而能够向政府缴纳所得税时，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就自然减小了。

在安排青年人就业计划上取得成功之后，工党政府把这一计划又扩大到25岁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工党政府规定：25岁以上的失业者在领取两年失业津贴后，也必须到当地就业中心登记，接受政府安排的职业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不积极参加职业培训者将失去失业津贴领取资格，只能接受标准低得多的贫困救济。

许多西方人士评论说，工党政府实际上对工人群众采取了新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所有人必须竭尽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拼搏，不能坐享别人拼搏的成果。

二是采取措施提高单亲家庭的就业率。20世纪90年代后期，单亲家庭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单亲家庭已经占了英国家庭总数的30%，达到200多万。总共有300多万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占了英国儿童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单亲家庭中，单身母亲大约占了90%。由于女性就业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抚养儿童等其他负担，60%的单身母亲家庭选择了只靠领取单亲家庭津贴而不工作。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收入低于英国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重大负担，而且还使得英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儿童自幼就生活在一个依赖国家救济的下层社会之中，生活在一种遭受社会排斥的环境之中，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团结和凝聚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隐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工党政府除了加大幼儿的社会护理等措施外，还采取了“工作家庭税收抵免”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使得单亲家庭的家长工作收入很少交税，且即使只领取最低工资、每周只工作16小时，就能得到比政府发放的单亲家庭补助更高的收入。这使得英国单身父母的就业率明显提高，英国社会的贫困率，特别是儿童贫困率明显下降。

三是加强残障人员的就业保障。在依靠政策激励单亲家庭的父母积极参加工作的同时，工党政府还通过立法，激励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尽可能参加工作。这部名为《反就业歧视法》的法律规定：残障人员申请就业时，任何雇主都必须将其与正常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对于一些公共部门，政府甚至还规定了必须接纳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员。在此之前，由于补助金相对慷慨且审查程序相对宽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享受病残福利的人员总共达到了600万人。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许多明明有劳动能力的人宁愿只领取福利补助而不参与劳动。由于工党政府推行了税收抵免政策并且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使得残疾人有了积极工作的动力，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很多选择了自食其力，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大大减轻了。

上述一系列改革，在工党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就显示出了成效。1997年之后，英国经济开始稳步增长，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以及暴力犯罪率开始明显下降。由于形势一片大好，为了能够巩固政绩继续推进改革，2001年，布莱尔决定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工党毫无悬念地赢得了连任。在1997年至2004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9%，不仅高于此前7年保守党执政时期的2.05%，而且也高于同期的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西方主要大国。英国不仅在世界上重新回归顶尖强国的行列，而且其国内形势也一片大好。不仅英国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仍有10%左右的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情况下，英国的失业率居然下降到了只有4.6%。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奇迹。保守党过去一直讥笑说：工党政府只会收税和花钱，不懂发展经济。布莱尔政府用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保守党的攻击。为了进一步巩固大好形势，布莱尔决定再次提前一年举行大选，结果工党又毫无悬念，同时又是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次连任。

工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政绩呢？用布莱尔的话来说是因为工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新工党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老左派又不同于新右派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马丁·鲍威尔就它们三者之间的政治立场作了下述简要区分。

应该说，鲍威尔的区分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工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特别是关于安排青年人就业的政策中，的确可以看出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与老工党即老左派以及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右派三者之间的区别。布莱尔在许多场合确实强调：新工党要把传统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型国家。

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无疑是所有社会投资中的重中之重。在1997年的竞选成功之后，有记者采访布莱尔：新政将优先考虑哪些问题？布莱尔的回答是：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这足见工党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布莱尔自己这样解释：“我们第一投资目标是教育，理由非常简单：在21世纪我们将锻造一种立足于中左路线的新进步政治……过去赞成经济增长和个人富裕者同赞成社会正义和人道情义者之间的争斗也将不复存在。人的潜能的解放——包括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特殊群体——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共同进步的关键。从经济角度看，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智力、技能、灵活性是竞争力和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从社会角度看，过去那种建立在服从与等级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今天人们接受的是公民平等理念——所有人都有机会，所有人都承担责任。”近代英国的教育体制是由英国战时联合政府于1944年所颁布的教育法所确立的。该法规定由国家向5-15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高等教育也不收学费。为了保证家庭贫困者也能接受高等教育，政府还向家庭贫困者提供能够保证基本生活的助学金。不过，英国的高等教育一直被视为精英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还只有17所大学，上大学的人的比例也一直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英国的教育事业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新创办了许多大学。特别是英国还首创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英国的高等教育开始惠及社会各个阶层，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转变成了大众教育。

教育的大发展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按照传统体制，义务教育主要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儿童只能在居住地附近人学。由于师资配置及办学条件方面的差异，各地的教学质量也必然参差不齐。而教育质量势必影响儿童一生的发展，于是，人们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把子女送进办学条件好的学校，尽管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保守党认为，这既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又违背了市场规律。因此，在1979年的选举中，撒切尔夫人仅用两句重要的口号就为她的选举赢得了大量选票，第一句是：让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第二句就是：让每个家庭都能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他们自己想送进的学校！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义务教育体制中问题多么严重。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对传统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义务教育方面，保守党政府主要是实行了全国统一课程、统一考试。在此之前，英国各地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主要由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并不统一。这样一来，对于教育质量的检测也就难以采取统一标准。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各地、各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但学校之间却难以形成竞争。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保守党政府规定：义务教育期间的课程设置和基本教学内容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与此同时，在每一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小学、初中、高中)结束后都要举行全国统一考试，并且公布各地、各学校的成绩和排名。这就为家长选择学校提供了依据。各学校的资源配置则主要依据学生人数来决定。这自然就激起了各地、各学校之间的竞争。

为了进一步调动各学校的积极性，1988年通过的《教育法》对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做了进一步限定，例如，该法规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把教育经费的85%按各学校所吸引的学生人数下发到各学校，由各学校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如果能够吸引200名以上的学生，则学校将会获得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这样的学校甚至可以越过地方政府，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实行开放入学，即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任何一所自己所喜欢的学校。这实际上就把全国所有的学校都推入了激烈的竞争之中。

在高等教育方面，按照传统体制，大学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战后初期，英国只有十几所大学和几十万在校大学生，中央财政压力不大。但由于新的大学的创立和在校大学生的急剧增加，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摆脱财政负担，自1981年起，政府大幅减少了对大学的财政拨款，缺额部分由各大学通过承担研究课题、与国内外企业合作研发等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也被纳人市场竞争机制之中。保守党政府在1988年颁布了新的《教育法》，对高等教育体制做了重大改革，还把原来政府发放给家庭困难学生的助学金改为贷款，大学不再免费，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缴纳学费。

工党政府承认，保守党政府的上述改革对于促进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这些改革也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在名义上家长有了选择学校的自由，但实际上，能否进人高水平学校，并不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是取决子家长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他们通常只能把孩子送进邻近的学校，即使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培养水平不尽如人意。真正能够挑选学校的，只是个别经济实力超强的家庭。这样一来，普通家庭与经济实力超强家庭的子女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学生一律收费，助学金改为贷款，但毕竟谁也不愿意在读书期间就欠下一笔繁重的债务，许多家庭困难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中途辍学。这不仅使得这一部分人失去了发展自己潜力的机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人力资源上的一个巨大浪费。从社会投资角度出发，工党政府认为，应该加大教育投人，尽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工党政府虽然把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收入所得税这两大税种的税率都做了大幅下调，但由于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增加，这使得工党政府能够在不增加公共开支的前提下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在工党执政的前一个财政年即1995-1996年，英国政府的教育和培训开支仅为366.98亿英镑。工党执政后教育和培训经费开支逐年增加，到2004-2005财政年度，英国的教育和培训开支达到了532.01亿英镑，增加了45%，这个增长速度非常罕见。1990年，英国的教育和培训开支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而2002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5.9%，超出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5.8%的水平。

布莱尔政府对工党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大手笔颇为自豪，并且认为这是他的第三条道路与老左派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左派政府确实更关注最终结果的分配。在布莱尔看来，这不利于充分、全面调动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新工党更关注教育机会的分配。因为在它看来，教育机会的平等比最终结果的平等更为重要。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教育机会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就必须加大政府投入，就必须限制市场机制在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作用范围。

而要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显然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即必须从起跑线上来保证公平，保证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因此，工党政府在这一时期所加大的投人，主要投在了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上。高等教育的投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

工党政府之所以特别重视学前教育，是由于最近几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几项学前教育跟踪研究表明，对于那些来自家庭经济条件差、父母文化水平低、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进行补偿性的学前教育，与那些没有实施补偿性教育的儿童对比，受过系统、健全学前教育的儿童在认知语言、社会交往能力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更好、更全面的发展，他们最终绝大部分都能顺利地完成学业并且能够成功融入社会，能够自食其力面摆脱社会救济。美国的研究表明：系统的学前教育不仅能够明显提升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为，系统的学前教育将会为国家节省大笔的归化教育、治安管理、福利救济等一系列开支。有人测算出：在学前教育上每投入美元，就可以获得7.16美元的收益。这就是布莱尔政府特别重视学前教育的理由。因此，工党政府一上台就加大了学前教育的投入，其中在1998-2004年就投入了140亿英镑。英国3-4岁儿童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不足30%，到2004年这个比例则达到了65%。这实际上是英国工党对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笔重要的长远投资。英国政府投资的项目，除了基础设施和师资培训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幼儿学前教育补贴，其中，最贫困的家庭可以得到实际费用70%的补贴，这就基本上保证了起跑线的平等。

除了学前教育之外，工党政府还特别加大了对中小学教育的投人。在工党上台之前的1996年，英国中小学教育投人在全部教育投入中只占60%，到了2004年，在总投人有了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中小学投入所占的比重又增加了5个百分点，在总投入中占到了65%。

1988年的《教育法》颁布后，由于在法律上所有的家长都有权为自己的子女自由地选择学校，而政府则将根据各学校吸引的学生人数来划拨经费，这势必加剧各学校之间的竞争。而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把子女送进更好的学校，通常只能就近人学，即便附近的学校教学质量非常低。这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来说显然不公平。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从1999年开始，工党政府对办学条件较差的贫困地区、教学质量排名靠后的中小学校，实行了重点扶持政策，在师资配置、财政拨款等方面子以特别倾斜。1999年工党政府特别投款3亿英镑，2005年则达到了7亿英镑。这一重点扶持政策效果非常明显，被扶持的贫困地区和教育落后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迅速提升，从而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大致上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由此也可以看出工党的执政理念与保守党之间的明显区别。在高等教育方面，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工党政府一上台就决定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在18-30岁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要达到50%。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工党政府决定提高学费标准。从2006年开始，大学学费由原来的每学年1000英镑提高到3000英镑。不过，鉴于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确难以承受如此高昂的学费，工党政府做了一些变通，废除了过去的学费预交制度，改由政府垫付。学生可以在毕业后且年均收入超过15000英镑时再以税收的方式逐步偿还，偿还期限为25年。逾期仍无力偿还或偿还不清者将予以免除。这就保证了所有的人都不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此之外，工党政府还设立了助学金和困难补助金政策，帮助困难家庭的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不但重视教育，而且还对已经运行了多年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英国社会的需要。其中的一个重大改革是对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

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在1948年7月就确立下来了，是英国“从播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是：所有公民在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费之后都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得到同等的治疗机会、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则以实际收入水平为依据，高收入的人缴纳的肯定要多，低收入或者没有收入的人缴纳的自然要少，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这一制度事实上贯彻了同舟共济、富人帮助穷人的原则，它显然有利于社会团结，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1948年7月由工党政府确立之后很快就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并且深入人心。正因如此，历届保守党政府，包括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府，虽然不喜欢这个制度，但始终也没有对该制度提出多少异议。

然而在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英国传统全民医疗服务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了。

第一个弊端是效率低下。为了推行全民医疗服务制度，工党政府在1948年曾经把绝大多数医院实行了国有化，医疗服务所需要的费用绝大部分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这种体制固然方便管理，但却不利于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医务人员从国家那里领取的固定标准的工资，与他们个人所在医院的业绩和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很容易导致医院以及全科医生以预约已满为理由，拒绝给病人看病，以种种理由为名，拒绝多做手术，其结果必然加剧医患供求矛盾，导致无论看病还是治病，都需要排队等候，有些手术和治疗甚至要排一两年的队，这势必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

第二个弊端是医疗费用上涨，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一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导致医疗费用开支的增加。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由于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是在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之间转账、划拨，费用信息不透明，既没有利益攸关方的密切监督和监管，也没有竞争机制，这就必然导致整个医疗费用上涨。而羊毛永远都只能出在羊身上，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最终还是要由全体纳税人来埋单。

第三个弊端是导致了事实上的医疗机会和医疗水平的不平等。英国虽然很早就实行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但一直还保留着一部分私营医院，由于到国有医院看病、治病不仅要排很长的队，且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于是，私营医院很快发展起来了。为了缓解医患供求矛盾，保守党政府推行了鼓励人们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政策，其杠杆就是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豁免征税，即可用税前收入来购买，不影响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一政策显然仅对高收入的人有利。他们得病以后就可以得到迅速的、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中低收入的人群仍然需要慢慢排队，这样一来，所谓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实际上就名存实亡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中下层人民群众的不满。

针对上述问题，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开始对全民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改革。除了鼓励人们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之外，保守党政府还试图把竞争机制引进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之内。因为在保守党政府看来，全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效率之所以低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竞争机制。

但是，医疗服务领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里显然不能完全采用市场机制。保守党政府在1991年决定在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内引人内部市场机制。

所谓的内部市场机制，就是要把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进行分离从而在不同的提供者之间建立一种竞争机制。而在传统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中，政府实际既是购买方又是提供方。说得直白一点，保守党政府提出要把医疗服务提供方推向市场，建立起一套类似于在中小学改革中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体制，鼓励各医院尽可能多地接纳病人、为病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这样它们才可能得到政府尽可能多的财政拨款。在改革之前，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不仅要代表病人从各医疗服务机构那里购买医疗服务，同时还要领导、管理各医疗机构，引人市场机制后，政府卫生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各种医疗服务机构，而只是作为购买方通过签订合同与各医院、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各救护中心等购买医疗服务，各医疗服务机构在财务、人事、行政管理上独立于卫生管理部门。全科医生依据与其签约人数的多少也将掌控一定比例的医疗经费，他们有权根据病人的需要与相关医院签订合同，为病人购买相关医疗服务。在理论上，购买方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医院则迫于竞争的压力必须提高效率，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虽然这一改革的口号是“以病人为中心”，经费跟着病人走，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情和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知情，因此，选择权和决定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卫生主管部门和全科医生手中，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卫生主管部门和全科医生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医疗服务机构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购物中心，如同学校一样，各个社区通常也就那么一两家。绝大多数卫生主管部门都会把绝大多数服务合同签给那么一两家医院。也就是说，就医疗服务机构而言，改革设计者所期待的那种竞争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此外，在理论上卫生主管部门不再管理医院，而在事实上，由于传统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已经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医疗服务机构与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的联系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割断。为了推行改革，保守党政府在卫生主管部门之外又设立了一套专门负责购买医疗服务的机构。这实际上等于在原来的体系上又增加了一个官僚环节。而官僚环节的增多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铁定会降低效率。再加上，掌握经费的购买者实际上是用政府的钱去为民众购买服务，这在机制上没有合理性的保证，相反倒是导致了许多违背常理、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事件发生。更为关键的是，为了控制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保守党政府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总量控制，从而使得英国的医疗服务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低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还不到6%。但这不是效率提高了，而是把问题积压下来了。英国的医疗保健水平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例如在当时，在法国和德国，平均每1000人就拥有10张病床，而英国却只有4张。1997年工党上台时，英国已经有100多万人在等待做手术，其中有20多万人已经等了半年以上。保守党政府的改革，在理论上是为了挖掘医疗服务机构的潜力，即使有效，也有一定的限度，毕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这单靠挖掘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潜力是不能满足的。1997年保守党政府在选举中的惨败与医疗服务政策上的失误有着重要的联系。

作为英国全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创立者，工党对该制度一直特别关注因为该制度。毕竟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1997年一上台，布莱尔政府就公布了一份改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白皮书，并且成立了一个关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调查委员会。2000年7月，布莱尔政府正式颁布了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十年计划书，提出要在2000-2010年新建100家医院，新增7000张病床，新增7500名医生，20000名护士，2000名全科医生，新建500个由全科医生、牙医、配镜师等医疗保健专家组成的保健中心。1997年，英国的医疗服务开支总额为420亿英镑，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2005年这个比例要达到7.6%。事实上，英国的医疗服务开支在1998-2008年保持了年均3%的增长率，到2008年，英国的医疗服务开支总额达到了900亿英镑，比1997年翻了一番还多。虽然无论是人均开支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英国还低于德国和法国，但这个增长速度在英国历史上，甚至在西欧、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在管理机制上，工党虽然保留了保守党政府制定的把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分离开来的政策，但废除了事实上主要由全科医生控制经费的做法，更加强调不同医疗服务部门之间的合作。为此，工党创立了一个叫作初级医疗小组(primarycare group)的新机构，以先前每个全科医生负责的范围为基础，每个初级医疗小组负责10万左右居民的医疗保健工作。初级医疗小组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社区医疗机构和地方医疗机构的代表联合组成，它掌握着75%-80%的医疗经费，由该小组负责代理病人购买住院服务。与此同时，该机制还增加了患者的选择权。在一般情况下，患者对到哪一家医院治疗可以有4-5个选择，最终由医疗小组决定。把经费下放到医疗小组，主要是鼓励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疗机构尽可能多地接诊病人，尽可能做到小病不出小组、不出社区，减少住院，减少不必要的奔波，从而既减少病人的痛苦，又节省医疗成本对于大型医院，它们除了能够得到各个初级医疗小组支付的费用之外还能得到政府依据其接受病人的数量和服务质量而划拨的额外款项。这样，不仅各初级医疗小组要努力工作、精打细算，各大型医院也必须千方百计地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在加大投人和理顺管理体制的双重作用下，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是工党能够连续三届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学者霍华德·格伦内斯特曾经指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当然包括英国，政治就是社会政策。英国政府做的其他事情，没有多少会使公众感兴趣。”作为英国近代各项社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工党当然深谙此道。因为从其创立之日起，工党始终是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的而社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通常主要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可从工党政府对教育政策和医疗服务政策的改革中清楚地看到。

当然，在野18年的经历使得工党深刻认识到：要想执政，首先必须保证经济增长，保证蛋糕不断增大。正因如此，1997年重新执政后，所谓的新工党几乎全盘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新工党也并没有完全背离自己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传统。只不过，与老工党相比，新工党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而不是结果。对此，布莱尔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这样的总结：“在我身为英国首相的十年期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改善机会。答案是：不要阻止人们致富应该致力于为穷人或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状况消除障碍。”

把布莱尔的上述观点与当年费边社为工党起草的章程，特别是被布莱尔废除的章程的第四条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到：以布莱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工党已经承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老工党曾经试图一点一点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转型之后的英国新工党已经在事实上完全认同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它自己已经变成了这个制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