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福利思想
2️⃣ “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出现
3️⃣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4️⃣ 布莱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注意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发展,这种社会经济理论使得德国社会经济在战后获得协调、快速的发展,从而创造了世界注目的德国发展模式。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市场经济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对纳粹统制经济的清算
对魏玛共和国"无序资本主义"的警惕
德国人渴望一种既有市场效率、又能保障社会稳定的体制,避免再次陷入"市场野蛮"或"国家奴役"的两极。
西占区的去中心化改造
冷战格局的转向
“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最初见于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1947年出版的《经济统制与市场经济》一书,这一理念的思想基础是德国新自由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德国新自由主义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当代新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德国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德国很多学者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导致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在对古典自由主义扬弃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成果。
对德国事战后经济政策起主要作用的两个德国新自由主义流派,分别是社会新自由主义和弗莱堡学派。
起源与标志
核心立场:双重反对
| 维度 | 经济目标 | 社会目标 |
|---|---|---|
| 核心机制 | "竞争原则"——市场经济根本协调机制 | "活力政策"——社会政策 |
| 具体功能 | 经济增长、满足物质需求 | 满足文化、教育、家庭、伦理、宗教需求 |
| 终极关怀 | 工具性: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 | 终极性:以"人类尊严"的方式生存 |
| 实施原则 | 绩效原则 | 辅助性原则(不损害个体自我负责与市场参与积极性;加快而不阷碍市场的自然进程) |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实现社会目标,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
社会目标虽是终极关怀,但只有市场经济能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社会政策必须"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前进","加快而非阻碍市场的自然进程"
出发点
核心信念
主张国家应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过程政策),而须专注于落实竞争秩序这一经济秩序(秩序政策),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个人自由。
国家须建立一个“上帝所要的”、有运作能力的、合乎理性或人和亊物自然本质的经济社会秩序,来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该秩序建立在"绩效竞争"与"消费者主权"之上的完全竞争
社会问题不是因为市场本身,而是因为竞争不充分(尤其是垄断)
秩序政策本身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只要确保竞争秩序,市场经济可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工具性,本身即具有社会性
两者都主张国家负有优先创建与维护竞争秩序的责任
共同目标:实现个人自由与经济绩效
统称 "秩序自由主义"
| 概念 | 内涵 |
|---|---|
| 绩效 原则 |
市场竞争的对象是绩效,而非关系或运气 |
| 辅助性原则 | 政府仅在国民无法自救时救助,不包办一切福利;目的是防止好吃懒做,促使参与竞争 |
| 绩效 竞争 |
在消费者主权下,个人/企业成败取决于消费者选择;胜出唯一方式是生产物美价廉产品 |
| 消费者主权 | 决定竞争成败的是消费者,而非政府或银行 |
米勒-阿尔玛克的"社会市场经济"
| 核心概念 | 首创 "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即"社会的"市场经济 |
| 基本判断 | 市场经济是实现共同利益、社会正义、个人自由的 有用工具 |
| 与弗赖堡学派分歧 | 不认同秩序政策可自动实现经济绩效与社会和谐 |
| 核心主张 | 需通过过程政策+社会政策实现目标,寻求 "共容性"社会秩序(个人自由、经济增长、社会安全) |
开放共容 融合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弗赖堡学派、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教义、新教伦理等多种理念
可塑解读 "社会"一词可被多样甚至对立地解读,不同立场者各取所需
非严密方案 不是既定严密的计划,而是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方向
动态演化 非一成不变,需随社会环境变化而调整
首先,市场经济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强调自由、市场与竞争。其次,社会公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追求的基本目标。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个人责任,强调自助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强调国家应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在自由市场经济与高度统制经济之间寻找第三条发展道路。
反对高度统制型经济政策
艾哈德的基本主张是反对高度统制型经济政策,反对国家过分干预经济与社会发展。
直接干预经济并不是国家的职责,至少在经济本身没有这种干预要求时应该是这样,如果国家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这就不符合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经济体制。
企业经济的重点在于经营的范围,而政府特别是经济主管部门的职责在于经济政策。
艾哈德极力提倡经济自由。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构成一个复合的统一体,自由经济就是自由企业经济。
艾哈德十分强调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政策体制中的作用与地位。竞争是最科学的、最民主的经济体制,只有在为了维持经济竞争机制而必须国家干预时,国家才应该调节市场过程,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体制是不可分割的。
卡特尔与国家管制一样令人厌恶。
艾哈德十分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协调。
社会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艾哈德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福利,远比通过无益地争论用不同方法分配国民生产总值来谋求社会福利更为有益。
艾哈德十分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经济政策越是富有成效,社会政策的干预与辅助措施实际上就越是没有必要。
集体性社会福利必须具有一定的限度。
艾哈德对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提出批评。
集体性社会福利的范围宁可窄一点,也不要宽一点。政府与社会的天职之一是保障老人晚年生活,他们并非由于个人原因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损失了个人储蓄。
集体福利不利于个人自立意识与进取精神的发展。争取和保障各项福利的最有效手段是竞争。
为了避免集体福利与国家福利所带来的弊端,提倡个人自助的作用与地位。
自愿、自由并自我负责地克服生活风险,是自由经济与社会制度中独立生存的必要前提。
适当的社会福利可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并主张政府应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合理发展。
只要经济发展得到改善生活的愿望与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支撑,这种经济发展就是完全和谐的。
英国“第三条道路”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
当时英国存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即主张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主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种争执发展的直接结果,在英国政治与社会经济理论方面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具有很大优越性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必将危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而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成为主要的改革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需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环境,并因此增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力量。
中间道路思想家同时指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措施从范围到性质上都不能损害个人的能动性以及家庭的责任,人们首先应该承担义务,然后才能享受社会权利。
社会保障与福利应该鼓励而不是妨碍私人志愿性福利与保障作用的发挥,它们应该以争取实现最低生活标准为主,而不应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为主。绝对贫困是一种必须铲除的毒瘤,而不平等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社会上不存在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减弱了。
麦克米伦主张英国经济的发展要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间选择中间道路。
在英国必须避开两条道路之争,通过实行混合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实行社会改革,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一种不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水平”。
麦克米伦主张必须实施国家性社会政策,但他并没有否定私人与志愿性社会保障作用。麦克米伦虽然主张社会保障制度领域中的国家控制,但他并不主张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实行控制.
“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
“第三条道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发展变化的直接产物。
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对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对“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全球化、工业结构转型、经济政策失效、消费饱和、财政赤字、多元文化、移民潮、失业、社会不公等等
(1)打破传统的左右两极政治思维方式,确立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理念。
(2)建立合作包容型的社会关系。
(3)建立新型“混合经济”模式,谋求生态平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4)改革福利制度,建立积极的福利国家。
(5)由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变。
福利社会改革最有希望的方向是采取一种能够把不同的社会生活方面整和到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中的政策,这是向福利社会转变的观念基础,将社会政策中统治式和支柱式的方法整和起来,正是“第三条道路”要探索完成的任务。
既不损害公众的利益,又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既要提高效率,又力求公平。
法国左翼政府以“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在社会福利方面,法国政府注意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处理好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福利国家基本原则的同时,将国家干预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
提倡左右道路之间的妥协。
强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责任。
强调社会公正。
左派与右派关于社会福利的分歧
左派社会福利理论十分强调国家的责任与作用,相对忽略个人的责任,社会福利的目标是追求最大的平等。
右派则主张尽可能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推行市场经济原则。
“无责任即无权利”
传统左派往往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该不断延伸,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谋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
应该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
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制度的受益者,也应该适用于每一个人。
只有造福于大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内涵,并主要面向穷人,它就必然导致社会分化。
吉登斯指出,福利制度一经建立,便形成一套具有自身逻辑的自主系统,而不管能否达到设计者所期望的目标。
这样,人们的预期就被锁定,相关的利益集团就得到保护,这些制度性问题的积累本身就是需要进行改革的一种征兆,而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由福利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并且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制度改革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但是,为福利国家制定一项激进的改革纲领却是可以做到的。
吉登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它将有助于财富的创造。
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们的幸福。
因此,经济上的利益或好处本身几乎从来都不足以创造出幸福。这不仅意味着种种其他情景和影响产生了福利,而且表明,福利制度还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
在社会投资国家中,作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不再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包括企业之间共同合作来提供,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国家,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
在社会投资型国家中,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发生了转变:自主与自我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关注富人更关注穷人。
在社会投资国家中,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应当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
在社会投资国家中,社会保障观念要发生积极的变化。将老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对失业福利支出应当维持适当的标准,但主要用于人力资源投资方面。
布莱尔:50年前的福利国家无法满足今天的需要。我们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抉择——譬如养老金、子女补助、健康和教育。我们必须显示我们处理和重新思索这些问题的勇气,以使福利制度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加重人民的依赖性。
布莱尔:英国社会保障制度自1945年以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却面临困境,它没能有效地缓解贫困,也没能帮助贫困者尽快走向独立,也没有实现它最初出现时的原则。
要给人以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
能够适应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
公民身份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的。
不会通过高高在上的政府来发号施令,而是鼓励地方决策,鼓励公共或私人开展合作,鼓励地方人民的革新措施。
要消除英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不安全感和低等收入阶层的贫困。
养老金问题
失业问题
最低工资问题
国民保健服务
国家养老金的全面增长可能存在两大问题。①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养老金增长的同时,收入补贴会减少,增减相抵后养老金的增长对最贫穷的养老金领取者来说作用不大;②国家养老金的全面增长需要很高的费用,这是政府难以解决的。
布莱尔建议,设立一笔养老保证金,以便在可控制的费用下提供较高养老金,这的确是一种办法,但是,必须证明它是否行之有效,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推行这一办法。他本人还建议将与收入相联系的国家养老金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人。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仅仅依靠对失业者提供救济是十分不够的,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为年轻失业者提供教育,就业和社区措施,通过议会立法来减少年轻人失业;
(2)通过福利改革为失业家庭提供希望,这些家庭都陷入了为不复存在的旧劳动市场和家庭结构而设计的福利制度的陷阱之中;
(3)为那些需要就业咨询、儿童看护和培训的单亲家庭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
(4)逐步发放地方政府掌管的资金以提供就业。
布莱尔指出,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应该是一种真正为全体国民的健康负责的制度,其基本宗旨应该是:
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国民的身体健康;
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应该改革而不是推翻;
努力做到国民保健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浪费与无效;
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改进;
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必须能够为所有患者提供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
强调以工作代替福利,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为更多的人从领取福利转变为从事工作提供条件。
强调社会服务为主,现金福利为次,强调公民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鼓励个人为自己的社会保障承担起来更多的责任。
改革英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The end